摘要:
王一名:经济发展与人民收入为什么不对称
从98年经济危机到现在,中国十年的时间,8%的奇迹保持了十年,8%的奇迹能否继续保持下去,虽然国民可支配收入和经济总量的增长增速之间是极端不匹配,有过一个统计数据,俄罗斯是从92年开始算起,这十多年的时间,俄罗斯整个的经济总量增速15倍,同期国民收入增速10倍,基本匹配,改革开放到现在将近30年间,经济总量增长将近35倍的样子,国民可支配收入增加5—6倍,也就是说增速之间有5倍以上的增速差距,国民可支配收入增速远远没有达到经济总量增速,这就是为什么国际资本这么看好中国市场的原因,因为中国可增幅的空间太大。
前一段我和一个投行经理聊天,我提了这样一个概念,财富单元,我们应该把每一个国民个体看成一个财富单元,中国13亿的财富单元个人财富可增的财富空间太大了,国际资本不可能不盯着中国市场。98年到现在,国际资本逐渐看清中国本来面目,现在对中国市场逐渐失去信心和耐心,逼人民币升值,实际上人民币并没有升值,人民币对欧元、澳元、日元在升值吗,没有,只有兑美元升值,因为同期美元兑欧元美元都在贬值,人民币没有升值,美元在贬值,反衬出来好像人民币在升值。98年到现在,国际资本以20%的速度投入到中国市场,GDP增速只有8%,也就是说投资的速度不如经济总量增长的速度,这就是秦老师说的那句话,中国什么优势都不是,中国是低人权优势,这个活你让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去干,他们的公民都不会干,只有中国的公民会去干,为什么?没有人权保障。每天工作12个小时,一周工作7天,下了班之后锁在铁笼子里睡觉,不会有这样的公民,只有中国有。说明什么呢?纺织品每年和欧美打仗,就是在倾销,合理的价格一个背心卖五个美金,中国所谓的外向型经济十分可笑的外向型经济,拿到订单,咱们竞争,印度那家公司出八个美金,越南出七个美金,亚美尼亚六个美金,中国说你们别做了,我们三个美金就能做,三个美金把订单拿过来,再倒推找工厂,谁20块钱能干,我还要赚钱,一层一层卡下来,最后卡到劳动者极低的劳动者收入,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。
刘军宁:
我做了一个区分,好像外国人在充分利用中国人权出发,这之间有密切的相关性。另外的事实,这些人不做这些,他们的人权更少,收入更少。
王一名:
传统的经济学概念建立供需关系决定价格的基础之上,实际上到现在为止,至少在目前来看,在进入人类尽如人权时代看这个,就不对了。永远可以找到更低的劳动力供应者,但是你要知道,人权状况有劳动力价格做保障,如何体现有人权,劳动力得有一个最低人均工资或者最低的工薪收入标准,不能说给俩大嘴巴就给干活,给我干完活的人给俩大嘴巴就完了,这肯定不对,和山西黑窑事件是一样的,不能拿接受就是我可以支付的劳动力价格,这是混帐逻辑。
刘军宁:
谁把价格压得这么低,是外企还是中国政府?
王一名:
中国经济增长是什么意思呢?中国处于所谓的黄金时期,处于所谓五千年来最大的盛世,每个人的收入好像看起来是长增的,尽管增速和经济增量增速相比严重滞后,我们毕竟在增长,在这种情况下,花得起雇一个政府,就像现在居住的方式,两块钱、三块钱的物业费,业主有钱,我付得起,明年大萧条,所有人下岗了、失业了,食不果腹,还要出两块钱、三块钱的物业费,还要再支付这么高昂的税赋,这么高昂的物业费雇佣服务机构吗?税收不应该是主动的,税收是被动的实现的,我今年打算花五万个亿,就征五万个亿,这不是税收,公民与政府质检部存在纳税义务关系,纳税义务关系存在于公民之间,我们今天在座的20位,马上要到晚饭时间,我们决定吃饭的方式,AA制,并不是每个人出钱,比如永苗现在揭不开锅,你不用付了,你的钱每个人多出一块就OK了,我想请军宁吃顿饭,没有机会,今天不用出钱,你那份钱我出了,旭光有一个概念是错误的,公民个体和政府之间存在纳税义务,这是不对的,纳税人一定是一个整体概念,绝对不能分割成一个个的人,政府提供的服务也是,不能分割为一项一项的服务,服务关系一定是公民角色和政府角色。
星斗说要用公益诉讼,这是挺有意义努力的方向。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,房产转让征收营业税,财产权包括财产处置权,这是公民权的组成部分,财产处置权肯定包含买卖两种行为,一项税收政策的出台,不可以割裂你的财产处置权。我在这个政策出台之前,购买的房子不能用新的法律把财产处置权,7月1号出台的政策,我是6月1号买的房子,我买房子的时候,并不知道买完房子之后,8月1号转让还要交5.5%的营业税,像公益诉讼的案件。法令生效之日起,在我被告知的情况下,才可以开始征收,法律出台之前,我处于不知道的背景和情形之下,没有道理法律约束我,法律不能诉及以往。我处置房产的时候,征收的话,就可以打这个官司。新的法令割裂财产处置权,让我买的时候是一个权,卖的时候不享受这个权力,我卖的时候财产处置权不享受,就没有道理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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